可是，既然责任说也并不否认，故意的成立表明行为将受到最高程度的非难，那么完全不具有或者仅具有轻度可谴责性的人，又何以能够被评价为故意犯呢？其二，有鉴于此，以蒂德曼(Tiedemann)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主张：对于大量的法定犯来说，刑法对构成要件的描述与法价值判断的联系过于微弱，仅凭它尚不足以为推定行为的法律属性提供充分的基础，只有结合相关的禁止性或命令性的行政法规范，才能使人们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

[24]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求是》2015年第1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一般原理，又体现了法学理论的中国性和时代性，还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基础上，遵循法治理论和法学研究的一般规律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特殊性而形成的法学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产物和具体体现，其各自包含着诸多深刻的关于法治或法学的观点、命题、思想和理论，其本身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思想升华，同时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和法学研究的理论坐标与指导思想。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特别是法治建设中自主性意识的强化以及本土性特征的逐步明显，社会各方面对中国法治的应有形态以及中国法治的理想图景究竟是什么，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需要深入研究的话题。[19]那么，为什么又说依法治国离不开党的领导？这是因为，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其中，毛泽东思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法治建设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则是在新时代形成的并对中国法治实践起根本性指导作用的法学理论。中国的人权保障道路是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选择的，它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人权理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经历改革开放四十年而渐趋成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是由从事法律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各界人士共同创制的[4]，其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确信，这种确信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经验性观察而作的理论阐释。首先，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9]参见许士宦：《判决效力及于诉讼系属中系争物之善意受让人》，《月旦法学教室》第98期，第92-110页。

但诉讼系属登记制度有明显的适用范围，需登记权利仅限于不动产物权，而债权、动产物权等无法通过诉讼系属反映，且复杂的查询工作也会限制民事私权的流动，增加交易成本。上诉为一审裁判救济的常规方式，但上诉时裁判并未生效，不应归后置性保障体系。我们应从学理上对当事人恒定的程序法基础进行分析，厘清理论的边界，反思规范的不足，方可真正发挥当事人恒定的作用。对于人民法院来说，其职权行使过于抽象，无法保障各级各地人民法院行使上的一致性。

是故，在理想状况下，适用当事人恒定，应增加诉讼担当外的其他前置性保障程序，并给予受让人以特定后置性程序保障。针对此，程序法衍生出两种制度。

[12]参见蒲一苇：《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判决效力范围》，《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16-29页。若诉讼标的发生转移，法律规定转让人当然成为受让人的诉讼担当人，由原当事人继续进行诉讼，原有的诉讼程序继续进行，裁判效力扩张至诉讼标的的受让人。[10]可能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民诉法解释》并未采当事人恒定唯一性原则，而是通过《民诉法解释》第249条和第250条一起构成了当事人恒定为原则诉讼承继为例外的方式。转让人与受让人间尚存转移的实体法上的原因关系，当事人仍会提出最佳之攻击或防御，使受让人的权利不受影响，以履行其原因关系。

传统民事诉讼中，发挥事前保障功能的有送达和法院追加当事人程序，然此两种程序在须以法院知悉转让事实为前提，受让人主观恶意时无法发挥作用。第三人撤销(异议)之诉为保障受裁判约束的案外人利益而设，而第三人撤销之诉较一般诉讼仍需满足特殊的程序要件和实体要件，其对受让人的权利保障与再审相似，虽有保障的目的，但过于漫长的程序可能影响受让人实际权利的保护。但正因债具有相对性，债权往往被赋予一定的人格意义或人身意义，转让给他人，则债的目的无法达到(如例2)。受让人申请承担诉讼较易把握，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则甚为模糊。

同时，调解书也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客体。从程序法角度观之，债具有相对性，债务的转让当然使当事人丧失适格地位，应适用当事人恒定。

第一为诉讼系属登记制，即争讼的权利义务由法院进行登记，受让人可在交易时通过查询诉讼系属登记而获知自己受让的权利或义务是否处于争议状态。当事人恒定在转让人恶意和受让人善意取得时呈现特殊性。

转让人以诉讼担当人的地位继续诉讼，但若仍享有完整的处分权，则其对诉讼标的、诉讼请求的处分可能对被担当人不利，例如自认、认诺、变更诉讼请求等即可直接产生实体法效果。我国学者在论述当事人恒定时并未刻意将债务转让排除在适用范围外，而从《民诉法解释》第249条中的文意解释看，并没有充足理由将债务排除在义务外。既判力的合理性在于给予当事人一定的程序保障，当事人恒定下，既判力的扩张也需体现以充分的程序保障。[7]债权的转让属于债的一般规范，只在原有的债的主体和债权受让人间进行，因而，债权应属可转移争议民事权利的范围(如例1)。[9]我国诉讼法学界在论述当事人恒定适用前提时，均不加区分地将诉讼系争物转移作为论述的大前提而未作细分。若法官在审理过程中获知涉诉标的的转让行为，法官不能不予理会，无论受让人知晓与否，只要受让人仍在诉讼外，即应依职权通知受让人诉讼系属，使受让人获知其已经作为被担当人的状态。

【中文关键词】 当事人恒定。[1]参见肖建国：《论现代型民事诉讼的结构和功能》，《政法论坛》2008年第1期，第179-197页。

即使在案外人仅承受义务时，也应受私法诚实信用原则的约束。在私法秩序中，特殊债权的转让受到限制，实为无效的法律行为，不发生私法上的法律效果，此时亦不发生相应的诉讼法效果，即具有人身属性的债权的转让不属于《民诉法解释》第249条所涵盖范围，不发生当事人失格的法律效果。

[2]吕太郎：《当事人恒定下之主参加诉讼》，《司法周刊》2011年7月7日，第3版。另一类是指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主体不可能或不适于诉讼时，由法律规定的应当对归属主体负有保护职责之人进行诉讼担当。

此做法将当事人适格作为权利保护要件，就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存在与否的判决，为本案判决，应以诉无理由判决驳回。物权依附于物而存在，同一个物上可能有多个物权，若诉讼中转移的并非争议的权利，此时程序应怎样进行呢？其次，物权具有对世性，不存在一一对应物的义务，那么物的义务发生转移，可适用当事人恒定吗？ 例5甲将自己的一架钢琴借给乙使用，乙到期未还，甲遂向法院起诉，要求乙返还，诉讼过程中，甲将钢琴转卖给了丙。其次，限制了当事人的权利。2.物权 通常而言，在以物权为争议对象的诉讼中，原告为物权的主张者，被告一般为物权的侵害者。

按照传统民事诉讼法理论，由于第三人尚未参加到原审诉讼程序中，确定裁判的法律效力具有相对性，仅拘束双方当事人，而不能波及未受正当程序保障的第三人，其经典表现为既判力的相对性。私见认为，在受让人申请的情形下，若不适宜承担诉讼，则以共同诉讼人身份进入诉讼似更为妥当。

理论上，法定的诉讼担当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代表方的利益而对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享有管理处分权，并可基于此管理处分权进行诉讼担当。以驳回起诉抑或驳回诉讼请求的方式来应对涉诉标的转移虽符合诉讼法理，但也存在缺陷。

是故，应允许受让人主张转让人恶意时，不适用当事人恒定，并限制裁判效力的扩张。因此，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应为乙对甲的质权而享有的占有利益。

此类适格基础由法律明文规定，典型的诉讼担当人为破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二)受让人的程序保障 受让人虽实际享有实体权利义务，但因诉讼担当得以置于诉讼之外。在涉诉标的转移时，诉讼担当恰好可成为解释补足当事人的适格基础的方法。[4]是故，利用诉讼担当制度扩张裁判效力仅在转让人善意时方可完全发挥作用，在转让人恶意时，即使在程序设计层面提供充足事前程序保障，其合理性仍存商榷空间，进而催生设立事后救济机制的需要。

若是在转移一方隐瞒转移事实下以调解方式结案，在调解书效力不扩张时，无论调解结果是否有利于受让人，受让人均不可据此主张权利，仍需重新诉讼，恶意当事人甚至可以此作为拖延诉讼、规避法律效力的手段。根据私权体系划分，物权为实质权，其权能的享有需通过辅助性权利及诉讼中的请求权组合行使予以保障，主要为物上请求权。

诉讼担当分为法定诉讼担当与任意的诉讼担当。《民诉法解释》第249条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范围过窄，无法涵盖部分物权诉讼，应增加诉讼系争物的规定。

[8]详见《德国民法典》第415条、《法国民法典》第1275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01条。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时，于201条明确规定可以对调解书进行再审，并将其纳入当事人申请、法院依职权申请以及检察院抗诉的范围之内，虽然调解书的再审事由与裁判仍有差距，但表明调解书确实具有十分强大、重要的法律效力。